从“新文盲”到“安利者”,老爸老妈与移动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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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老崔第8次拨打某共享单车的客户服务热线前,他的女儿比客服人员更早地“崩溃”了。

“老旧”的IPhone4手机系统,早已不能更新系统,但很多新上线的App需要至少IOS7以上的系统支持。老崔想让妻子跟自己一起骑小黄车“抢红包”,还能省下好几元的公交车钱,但客服人员给出“从微信端登陆”的建议,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看着爸妈佝偻着腰,举着手机镜头扫二维码却毫无反应时焦急的样子,女儿沐楠挺心疼。趁着五一假期回家,她给妈妈买了OPPO R9拍照手机,夫妻俩终于能一起骑共享单车了。

听说,他们靠着0.45、0.95、2.23的红包,已经攒出了290多元。“除了付过几元钱,都是参加免费骑行活动,赚的红包够押金回本了。”老崔喜滋滋地说。

中老年人的移动互联网生活,远比你想象的丰富。

 

“70前”的移动互联网征途

沐楠说,她清楚记得2015年春节,她教爸爸一起对着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屏幕“摇一摇”,当天央视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110亿次,峰值达8.1亿次/次钟,红包总金额5亿元,父女俩一共抢了6块钱。

“那会儿我爸没绑定银行卡,钱还提不出来。我告诉他放在微信零钱包里就行。”

等到2016年,老崔已经开通了支付宝、微信支付,还能跟她一起集“敬业福”了,爷俩换来换去,勉强凑出了一套福字。

更让她惊讶的是2017年春节,全家老少都迷上了在微信群里抢红包。喜欢在“家族群”里晒娃的大爷、喜欢晒旅行的三姑、酷爱分享心灵鸡汤的二姑夫,第一次在“发红包”活动中,跟家里的青年一代、孙辈孩子们,达成了从思想层面到行动层面的“大一统”。

在沐楠的记忆里,家中二三十位亲朋长辈们的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,会使用智能手机连接网络的人不超过3个,能顺畅使用拼音键盘打字的只有最年轻的老爸。妈妈好几次搬来字典想学习,都中途放弃,她还自嘲说,像她这种不会用电脑、手机的人,就是新时代的“文盲”。

电脑在家里摆了近20年,但崔妈妈不会用键盘,也控制不住鼠标箭头,在她看来电脑特别复杂,是个碰一下就可能黑屏崩溃,害她跟丈夫吵架的“定时炸弹”。iPad就简单多了,想看哪个电视剧,手指一点就可以了。她学会了调节音量,开机与锁屏,这些技能可以无缝衔接到智能手机上。

在老崔的指导下,她学会了微信拍照、发红包、以及解锁小黄车。

以前,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、广场舞大妈,但互联网经济的“风口”一来就不一样了。

2015年初,创投圈掀起广场舞投资热潮时,几十家广场舞创业公司带着各种App抢占“千亿级”市场,鼓励广场舞大妈们注册加入“组织”,她们极度乐于观看教学视频,分享现场录像。当时就有“得大妈者得天下”的说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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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在今年春节前后,经老崔推荐或直接帮忙购买给中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手机,就有接近20部。他总是耐心教学、帮代支付、有问必答,直到把身边的亲友也培养成打车软件、共享单车、淘宝团购、内容付费的“高龄”用户。

老崔说,算上子女赠送或手机更新换代,将旧手机送给父母使用的情况,目前智能手机在“70前”中老年群体中的普及程度,已极为可观,“据我观察,周围50岁以上人群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至少达到70%以上,而且是在近一两年内迅速增长的。”

智能手机里的“新移民”

老崔的观感,与今年刚刚发布的第39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有所吻合。报告显示,截至2016年12月,我国网民规模达7.31亿,年龄在50岁以上的中国网民占总量的9.8%,同比增长0.2%。

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5年的90.1%提升至95.1%,提升5个百分点。其中有很大部分的增量,便是由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接入互联网带来的。

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最新调查显示,在美国65岁以上成年人中,有42%的人拥有智能手机,而2013年的数据为18%。国内的中老年人智能手机的覆盖水平尚有差距,但也不难看出显著提升。

在北京某联通营业厅工作的客服代表何娅云也有切身体会。“这两年来排队办理业务的,基本都是上了年纪刚刚开始使用手机的大爷大妈,年轻人都在网上办理了。”很多时候,上了年纪的用户完全不理解数据流量、WI-FI密码到底是什么概念,“他们就想知道100M流量到底能看几张图片,几段视频。”

而对何娅云来说,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。“大多数纠纷,都是因为客户忘了连接WI-FI,或者误操作点击了视频链接造成的,产生额外数据费用后,又来营业厅讨说法。”为了降低投诉数量让客户满意,对于额度不高情况,他们一般都“赔偿了事”。

何娅云说,大多数客户还是很可爱的,有很多老年人,会带着手机来营业厅要求他们帮忙下载微信,“有些老人很久都见不到孩子,他们会戴着放大镜,给我们看自家孙子孙女的照片,反复播放同一段视频来看。”

智能手机,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拉进了中老年人与亲友以及外部世界的距离。

沐楠发现,有些刚刚开始接触移动互联网的“70前”中老年用户,很快就从“被手机夺走了子女”的弱势群体,变成了最乐于在微信群里分享骑行红包、制作音频相册、转发心灵鸡汤,乐此不疲地邀请新用户、凑单拼多多的活跃群体。他们从不敢注册支付宝,担上当受骗,发展到慢慢开始使用微信进行小额支付,甚至是淘宝“小达人”。

短短一年的时间,移动互联网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转变。曾因琐事吵架,多年不联络的远房亲戚开始在家族群里聊天了;“老三届”上山下乡时失联十几年的老同学,也因为互联网而重新见面了,表亲中的年轻一辈也因为点赞、评论、大众点评的安利广告,而提高了相约看电影、聚餐的频次。

“他们有闲暇时间也有钱,还意识不到可能给其他人造成打扰,总想着把优惠分享给更多人,而且传播能力极强。”在沐楠看来,这种忠实用户实际上成为了一些App、公众号最优质的“安利者”。

她的爸爸——老崔,无疑是一枚优质的种子型用户。

中老年人的KOL

老崔实名崔衍刚,是天津本地人,今年55岁,拿着iPhone6S的他,是个把移动互联网玩得特别溜的“中年小伙儿”,朋友们叫他崔哥或者小崔。

1981年,高中毕业的崔哥顶替父亲进工厂,给自行车轮子装内胎,91年他刚结婚,就下岗了。单位没给过一分钱补贴。他跟瘫痪多年的母亲、因特殊工种患尘肺病重的父亲、新婚的妻子挤在30多平的房子里,一年后女儿出生,日子更过得紧巴巴的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,别说互联网了,就连电脑都还没普及,把录像机给淘汰了的家庭影院才是“风口”。就像现在的智能家居、VR设备一样,稍微有点钱的富裕人家,都要买上一对儿立式大炮般的音响摆在电视柜两边“撑场面”。

崔哥的新工作,就是在百货大楼里做一家音响品牌公司的销售代表。有一两年时间,他每天晚上挑灯夜读,把各品牌的宣传画册、书店买的学习资料都自学了个遍,成了小有名气的“音响师”,随音响、投影技术的发展,他开始接触电脑调音设备,从网络下载高保真调音资源。

在大半个中国还不懂互联网为何物的2000年,他家已经安装了一台家庭PC;在众多同龄人刚刚学会淘宝,涌入微信的2017年,以他为代表的小部分KOL,又开始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把美图美拍、在线团购、内容付费、共享经济等等互联网风口,传播进中老人的“圈子”和话语体系中了。

实际上,崔哥是个极内敛腼腆的男人,他不抽烟也不喜欢参加酒局,与老同事、老同学几乎全部断了联系。近20年来,他对电脑网络、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谙熟,几乎成为了他在亲友圈、朋友圈里的全部社交纽带。

(老崔与妻子)

而对崔妈妈来说,跟在外地上学的女儿用微信视频,是她在移动互联网上最“刚性”的需求。早几年,她总是等着老公在家时,用老公的微信跟女儿视频,后来自己有了手机微信,看女儿先给爸爸还是妈妈发微信,谁先给亲友的朋友圈自拍点赞,都成了她的生活乐趣。

沐楠说,从2011年来北京读书到现在,她更像是个长在微信里的“云女儿”。北京到天津只有33分钟车程,但她每年在家度过的日子,满打满算也就20多天,“朋友们一年才回家一次的,太多了。”

女儿说,有次回家,爸爸跟她交代了三、四遍他百度云盘的密码,说家里的大小事项他都有记录,邮票存折、水电费用、密码卡号也都写在里面,要女儿有时间去看看。

“说实话,我记忆力不错,但是那串数字我到现在也没记住。小时候拿到家门钥匙能觉得自己长大了,但是父亲这样互联网式的传家方式,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抗拒。”

当“酷老族”拥抱互联网“风口”

同样是共享单车的忠实用户,90后女儿沐楠的使用习惯与父母完全相悖。

她从不关心当天OFO、摩拜到底哪个能免费骑行,“下班晚时从地铁站出来,能找到车就不错了。”而红包车、红包金额、集宝箱送红包等活动也不在关注范围内,“都被支付宝集五福忽悠两年了,抢红包的套路还没受够?”

对沐楠来说,享受共享经济给出行生活带来的便利,远比抢红包更有价值,“只要能享受更好的服务,我愿意付费,价格再高点儿都没关系。”

沐楠说,有天中午妈妈特高兴地给她打电话,说早晨买菜时骑了三辆红包车,其中一辆抽到2元红包,另两个都是几毛钱。“我总是用哄小孩儿的语气跟她说,‘哇,太厉害了!小心点哈,天气热咱早点回家,别骑了吧’,然后想想自己午餐点了30块钱外卖,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”

 (比达咨询调查显示,共享单车用户中,45岁以上人群近占9.8%。)

从去年开始,母亲退休在家,每天除了看电视剧,很缺乏休闲乐趣。从2.3元红包到集宝箱获得的52元奖励,都是值得给自家姐姐妹妹打个电话聊天的谈资,是可以在广场上碾压其他大妈的利器。

“其实她经常腿疼,挺担心她出去骑车的,我又不知道怎么劝。之前Uber红火时,我遇见过两次不靠谱的老大爷开车,不会用导航,急转也不注意后方车辆,忘打转向灯,这要是碰到了一起……我觉得对他们来说,公共交通工具安全多了。”

最好的方式是,她希望能更多地陪伴着父母一起完成对“互联网式新生活”的探索,也想把自己玩的“新鲜玩意”都教给爸爸妈妈。有很多次,北漂的女儿动过把父母接来北京住在一起的心思。

“我记得是去年立冬那天,按照北方的说法,要吃饺子才能在隆冬腊月里不冻掉耳朵。”她宅在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里“葛优瘫”,裹着被子想念妈妈亲手包的饺子。

那段时间,有个挺火爆的App——回家吃饭,主打的就是“家庭厨房”给用户提供外卖服务,被那句“一切语言,不如回家吃饭”吸引,她点了一盘韭菜猪肉馅的饺子,万万没想到,来送餐的刘阿姨就住在自家单元的正对面。刘阿姨给她端了碗热乎乎的饺子汤,还嘱咐她不够喝就再去盛。“她当时还说,她就住在对面,以后想吃啥打个电话就行,给我免外送费。说实话,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。”

沐楠说,那饺子其实挺难吃的,跟自家妈妈的手艺差远了,但她就是喜欢那种来自“家”这个字眼的温暖。“至少家人是不会给你吃地沟油的。”沐楠想,其实可以把自家爸妈也接来北京,她赚钱租房,爸妈给她做饭顺便当个家厨,说不定还是创业打造个私家品牌。

而两个月以后,想再吃到刘阿姨包的饺子也难了。这位今年62岁的“家厨”是个地道的北京朝阳区广场舞大妈,有次买菜时被做推广的工作人员拦下了,经过简单的身份认证和菜单上传,她稀里糊涂地成了“共享经济”里尤为重要的一环。

刘阿姨说“那会儿平台有补贴,15元钱能买100套统一的餐具,每天能买30多份外卖,有700-800的总收入,平台抽走10%的信息费,除掉成本跟卖不掉的剩菜,总体也还能赚点钱。”

没想到年初平台修改规则,100套餐具要收费150元,订单也越来越少,刘阿姨找到了其他工作,也就不再做家厨了。“创业哪有那么容易,之前也只是想着分享下自己的厨艺,家里用的食材都是真材实料,赚不了多少钱的。”

沐楠知道带着爸妈创业的梦想有点儿不靠谱。

作为这个城市里典型的“北漂族”90后,她加价抢票软件提前锁定火车票,用“美味不用等”在餐厅排队,用饿了么订购早餐,用高德地图导航,用滴滴打车、摩拜单车缩短通勤路程,坐在CBD的高层里吃外卖,远程控制自家的电饭煲提前煮粥,最后在王者荣耀里结束一天。

而她所享受的一切“互联网经济”的便利,不过是为了能够在北京这种人口过载的大城市里,谋求一种相对而言更加有尊严的生活方式。她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排队、等位、等车一类的情景里。

但是对于并不能熟练使用移动互联网App的爸妈那一代中老年人呢?

滴滴出行在2016年3月曾发布了一份《老人出行习惯调查报告》,报告显示50-70岁的老人更容易面临出行难的问题,有近2成被调查老人表示遇到困难时会放弃出行,其中能使用线上支付的中老年人只占5%。

年纪轻轻,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,是否真能承担起把父母接到大城市生活的重担?沐楠说,“其实我自己累一点都没关系,我希望父母能过上有尊严、有乐趣的生活,如果现阶段他们在家乡更舒适,那就再多给我点儿时间吧。”

而帮助父母从“留守老人”,进阶到熟悉互联网、能玩转智能手机和微信的“酷老族”,并没有年轻人想象中那么困难。

很多时候,我们担心孩子们被电子产品夺走童年,担心中老年人因互联网经济上当受骗,但其实是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,我们青年一代能做的,不过是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条件罢了。

(文中沐楠、何娅云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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